文/牛润珍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、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教授；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）线下安全股票配资

（编者按：陈垣校长担任辅仁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达45年，他研究了一辈子中国史，深爱了91年自己的祖国，结果自身也活成了中国史里面动人的篇章。 既是“国宝”，当走出北师大，其智慧之光为全体国民共享。陈垣图书馆（江门市蓬江区图书馆）整理陈垣校长各类资料，委托梅明顾问作公益发布，以方便学术研究，推动教育进步。）

[摘要]陈垣先生是一位具有时代典型与代表性的学者，我们不仅要继承他的史学遗产，还要继承他的精神遗产。其学术精神源自崖山忠烈故事及新会家乡文化传统，又经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、近代科学和马列主义理论之滋养，形成完美而成熟的援庵学术精神。

援庵学术精神包括5个方面的内涵:

第一，自由、平等与民主的近代精神;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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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;

第三，爱国主义与民族精神;

第四，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坚定自信与传统士人精神;

第五，现实关怀的人文精神。

援庵学术精神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，其一生追求，契合今天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。他学养纯厚，善于在逆境中坚守中华民族传统文化，发掘传统文化的价值，并在继承中创新，为我们今天的“文化自信”树立了一个典型和榜样。我们应当学习陈垣先生自强不息的精神，发挥其学术精神的当代价值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坚定文化自信，复兴中华民族。

[关键词]陈垣;学术精神;当代价值

陈垣像摄影 梅明

陈垣(字援庵，以下称字)先生是一位具有时代典型与代表性的学者，学术界对其学术成果亦暨史学遗产多有总结，而对其学术精神亦暨精神遗产注意不够。

发掘其学术成果背后之精神，考察其学术精神之渊源、形成、内涵及其当代价值，不仅对于“援庵学”研究至为关键，同时对于当代学术研究与文化建设也有重大意义。

本文尝试就此作一系统论述与探讨，以期抛砖引玉之效。

一、思想进路

崖山在援庵幼时心灵内埋下了爱国主义的种子，新会乡土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为这粒种子提供了无限的生机，经中学西学、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等优秀学说、思想、理论的滋养，终于成长为理论常青、精神苍劲之参天大树。

1950年援庵先生70岁，曾总结自己学术思想之进路。

曰:“九一八之前，为同学讲嘉定钱氏之学;九一八以后，世变日亟，乃改顾氏《日知录》，注意事功，以为经世之学在是矣。北京沦陷后，北方士气萎靡，乃讲全谢山之学以振之。谢山排斥降人，激发故国思想。所有《辑覆》《佛考》《诤记》《道考》《表微》等，皆此时作品，以为报国之道止此矣。所著已刊者数十万言，言道、言僧、言史、言考据，皆托词，其实斥汉奸、斥日寇、责当政耳。解放以后，得学毛泽东思想，始幡然误前者之非，一切须从头学起。年力就衰，时感不及，为可恨耳。”

九一八事变之前，援庵之学求实求精，为实事求是之学；九一八事变之后，援庵之学重精神重实用，为抗敌爱国之学；1947年、1948年陷人迷惘、徘徊；1949年以后，其学术求新，得学毛泽东思想，以马克思主义史学为归宿。“他自述治学进程是‘钱、顾、全、毛’，表明他由钱大昕的考据之学，经由顾炎武的经世致用和全祖望的故国文献之学，终于找到了毛泽东思想。

他去世后，邵循正先生挽词，说:‘稽古到高年，终随革命崇今用;校雠捐故技，不为钱嘉作殿军。’这都描画出当年援庵先生不断要求进步的心情。

尽管因年事已高，不能再像过去那样进行大量的研究工作，但在思想上这种深刻的变化，已为后来的学者指出史学工作必须遵循的更广阔的道路。

治学进程的变化取决于思想意识对选题方向的把控，选题方向往往由时代命题决定，时代命题决定研究选题，研究选题随时代命题变化而变化，所以援庵先生的学术道路才有“钱、顾、全、毛”之进程。

然这一进程是反映了援庵先生自1928-1959年的学术思想变化，而不是其全部的学术人生历程。

援老长孙陈智超也曾总结其祖父思想变化，说:“援老在他漫长的九十二年的生涯中，思想上经历了三次大的飞跃：第一次是在本世纪(20世纪)初，他从一个追求功名、参加科举的青年到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;第二次是在抗日战争期间，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升华到了一个新的高度;第三次是在解放以后，他由一个爱国主义者逐步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者。”

中少年为陈智超

从援庵先生的思想历程上讲，他由科考转向反清，是其反封思想的实践与行动，为其思想进步的第一阶段。

清朝灭亡后，他的思想又趋向自由、平等与民主。北洋政府尔虞我诈的政治破灭了他的理想，于是弃政求学。他的学术研究并非纯学术，也没有远离政治。即使撰作《二十史朔闰表《中西回史日历》这样的年代学专著，亦隐含有其政治用意。这两部撰成于1925年，正值北洋政府腐朽统治，他将这两部年代历表的下限断在1940年，曾预料民国气数不会超过100年。从1917年到1931年，援庵先生撰“古教四考”、《元西域人华化考》《史讳举例》《校勘学释例》等论著，处处彰显的都是自由、民主与科学的精神，著述求严谨、缜密，实事求是，由宗教史研究论述信仰自由、宗教平等的道理，由年代学、史讳学、校勘学的研究求科学，以学术、科学救国、兴国，这一时期应该是他的学术思想与精神不断进步、升华的第二阶段。

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，至1946年《通鉴胡注表微》成书，是援庵先生学术思想发展的第三阶段。中华民族濒临于亡国灭种的境地，抗战救亡、保国保种成为当务之急。援庵先生身处沦陷区，切身感受到亡国奴的悲惨，于是转变学术方向，紧扣时代主题，开辟抗战史学，经过艰苦环境的磨砺，其爱国主义思想得到进一步升华，表现为新民族主义思想与精神。这一时期，援庵先生的学术思想日臻完善、成熟，也最能见其精神的重要时期，这为其以后接受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基础与前提。

1947-1948年抗战救亡的任务结束了，然国民党的统治把社会引向了一个乱世，饥饿、内战又将国民推入水深火热之中。援庵先生目睹现实，内心充满对国民政府的失望和沮丧，但又找不到解决现实问题的思路，学术研究选题方向似有迷失，因此在研究领域未能开辟“新战线”，这两年应该说是他学术研究的低谷。

1949年初，北平解放，历史时代的新旧转变激发了其学术思想革故鼎新，新时代新气象使他重新燃起了对美好社会主义社会的向往，阅读《毛泽东选集》《社会发展史》《家庭、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国家与革命》《西行漫记》等新书，参加西南地区土地改革，深入贫困地区，了解社会底层民众生活。

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社会实践活动改变了他的人生观、历史观，“思想剧变”。其人生、学术、思想、精神又得到进一步升华:首先是重新确立了人生目标，追随中国共产党，并于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，如此大的变化，表明援庵先生一生追求进步并以人生实践践行其不断升华的人生观。

再者，其历史观的变化也十分明显，具体表现为：能够自觉地运用社会发展规律考察历史；充分认识到人民大众的历史作用；将“实事求是”升华为科学原则：提出学术研究要以人民需要为目标；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评史论史，等等。”

纵观援庵先生人生历程，其学术思想前后凡四变；早年由科考、学医转而参与民主革命，是为一变，时间约在1897-1912年；1913年任众议员议员，参政议政，至1922年辞去教育部次长职务，弃政从学，考证古教、元西域人“华化”，制历表，总结史讳学、校勘学，是为第二变；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，坚持抗战史学，撰“宗教三书”、《通鉴胡注表微》等，是为第三变；1949年以后，接受马克思主义，其学术由新民族主义史学转变为马克思主义史学，是为第四变。

前后四变，第一次转变为其学术思想形成的前提，第二次转变是其学术思想形成、发展的关键，他的学术思想通过第三次转变形成完善的体系和成熟的理论，思想升华幅度最大者为第四次转变。然而他年事已高，未能取得相应的重大成果。研究成果虽有限，但其一生追求进步的精神影响广大而深远，堪称新中国学术界一面旗帜。

二、援庵先生学术精神的内涵

援庵先生学术进路的变化总是由其思想为先导，一生所历四变都是在其思想理念的指导下完成的，而其思想的进步又导源于时代的变化。

他一生经历晚清、北洋政府、国民政府、日伪统治、解放战争、新中国成立以后等不同历史时期，清朝专制激发了他的“反清”思想；北洋政府黑暗统治扼制了他的平等、自由与民主的主张，于是试图从宗教史中总结平等、自由的基本学理；宗教史研究引领他进入国际汉学界，国际汉学界对中国学界的藐视，刺激了他的自尊心，发誓要把世界汉学中心夺回北京，在学术上追求“动国际而垂久远”的成果。

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，民族危机日益严重，救亡保种成为中华民族首要任务，于是开辟抗战史学，坚守辅仁，培育人才，等待光复时机。

北平解放之初，即转变立场，投身新中国建设。

思想随时代而变，研究方向围绕时代命题适时调整，而其学术背后的民族与传统精神却能一以贯之。

其学术精神、理念与思想内涵可归纳为以下5个方面。

第一，自由、平等与民主的近代精神。

援庵先生少幼生活在广州，得“新学”风气之先，早受“自由、平等与民主”思想之熏染。清光绪二十七年(1901年)，他参加秀才考试，于府试策论中曾表露其自由与民主思想倾向，主考官、广州知府施典章在其试卷上批曰:“直类孙汶(文)之徒。”

这表明援庵先生的自由、平等与民主思想在这一时期就已经形成了，并在旧式科考中有所发挥。由于他的新思想接近孙中山，时约在1912年加入中国同盟会，并担任广东支部评议员。

1913年初，先生当选为中华民国众议院议员，并迁居北京，在以后的政治、社会和学术活动中，先生也始终秉持着“自由、平等与民主”的思想精神。

1913年4月民国第一届国会召开，6月袁世凯颁布《尊孔令》，8月袁世凯总统府顾问、孔教会总干事陈焕章秉承袁世凯旨意，与严复、梁启超等联名上书参众两院，强定孔教为国教，并载入《宪法》。由此激起政界、学界论辩。援庵先生坚持信仰自由，反对强定一教为国教，遭到孔教徒的攻击。9月28日袁世凯赴孔庙祭孔，晨6时半至孔庙，更衣跪拜，7时余“礼毕回府”。

鲁迅这时供职教育部，奉示至孔庙参祭。他在《日记》中写道:“晨七时往以视之，则至者近三四十人，或跪或立，或旁立而笑。钱念敏又从前大声而骂，顷刻间便草率了事，真一笑话。”

1916年由教育部总长代祭礼，教育部为祭孔主要机构。1921年12月至1922年5月援庵先生出任教育部次长，主持政务，拒绝参加祭孔活动。

信仰自由，各宗教一律平等，反对专制，倡导民主，一直是援庵先生从政、治学的一贯主张。其宗教史研究始终贯穿了“自由、平等与民主”思想，并以此思想论证“专制”之无道。

他在《通鉴胡注表微·治术篇》中说：“国法贵平等，任何人不应享有特权。”“专制之极，使人不敢称其恶，今乃不许称人善，亦岂是非之公耶!”

又说“人非好为盗，亦不乐从盗，盗之起多由于不足与不平。”“民有离心，虽用重典，无济于事。故重典非万不得已不可用，即用亦必以哀矜之道出之，可一不可再，安有屡用之而能止乱者乎!”

同书《民心篇》说：“民心者人民心理之向背也。人民心理之向背，大抵以政治之善恶为依归。”

以学论道，展现民主、自由之大道，警告专制离散民心之无道。

第二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。

求实求真，实事求是，是援庵先生一生执著的科学精神。这种精神源自他早年的医学训练，习解剖学、细菌学等西医科学。

他从光华医学院毕业后，留校讲授人体解剖学和细菌学课程,从外文课本中临摹教学挂图，还“常带着学生到广州郊外乱坟堆中捡拾零散骨骼，把它们洗净、拼排，以为课堂教具”。由挂图与实物帮助学生掌握人体结构。医学让援庵先生领悟到自然科学之精神，孕育了其追求客观、精益求精的学术品格。

1917年以后，援庵先生转入史学研究，阅读钱嘉诸老之著述，又融贯清代朴学之方法与精神，学求质朴，识求贯通，为通儒之学。

钱大昕曰：“通儒之学必自实事求是始。”

顾炎武曰：“史书之文中有误字，要当旁证以求其是。”

其开创清代朴学以实事求是为基础，以经世致用为依归。然在以后的朴学实践中多以实事求是为指针。

钱大昕撰《廿二史考异》，“惟有实事求是，护惜古人之苦心，可与海内共白。”钱氏为学实事求是，乃沿承清初诸大儒。

王引之撰《钱大昕神道碑铭》，曰：“国初诸儒……若昆山顾氏、宣城梅氏、太原阎氏、婺源江氏、元和惠氏，其学皆实事求是，先生生于后而集其成。”实事求是又是钱嘉诸儒治学之科律。

汪中“为考古之学，惟实事求是”。

阮元曰:“余之说经，推明古训，实事求是而已。”

为学欲实事求是必通贯古今。

王鸣盛云：“学问之道，当观其会通。知今不知古，俗儒之陋也；知古不知今，迂儒之癖也。心存稽古，用乃随时，并行而不相悖，是谓通儒。”

通儒不仅通古今，还须通诸艺。

钱大昕“于儒者应有之艺无弗习，无弗精”。

阮元论钱大昕，曰:“国初以来诸儒或言道德，或言经术，或言史学，或言文学，或言天学，或言地理，或言文字音韵，或言金石诗文，专精者固多，兼擅者尚少，惟嘉定钱辛楣先生能兼其成。”并曰钱大昕“深于道德性情之理，持论必执其中，实事必求其是”。

援庵先生熟读清儒之书，精通清学，深谙其治学方法、学术理念与精神，特别是对钱大昕的学术推崇有加，平生服膺钱氏之学，曾作《佛堂诗》，有“考据共推钱竹老”。

他读《廿二史考异》《十驾斋养新录》等，从中学会了钱大昕利用避讳知识考史的方法，并总结了这门学问，于1928年撰成《史讳举例》，纪念钱大昕诞辰200周年。

其撰《元西域人华化考》，陈寅恪先生为之作序。曰:“盖先生之精思博识，吾国学者，自钱晓征以来，未之有也。”将援庵先生的著作与钱大昕作类比。

援庵先生推崇钱大昕，但并不专习钱氏，而是博采清儒众长。他读清人的书，不仅读刊本，更重视清人的手稿。

“陈先生搜集了很多清代学者的手稿，其中有王念孙的《广雅疏证》手稿。从这份手稿可以看出王念孙是如何搞学问的：他著《广雅疏证》第一次用的材料往往是对的，但是后来又发现了更新的材料，他并不是把第一次的划掉，而是将后来发现的新材料写在小纸条上贴在上面，再发现再贴，而用到书上去的，就是那最新、最可靠的材料……陈先生是非常钦佩王念孙这种做法的。由于陈先生版本目录学根柢好，可以用这方法，并且用的很好。”（柴德赓）

他以目录为治学门径，重视最古的本子，撰文言必成理，事必有据，举证缜密，著述讲究体例，在整个研究与撰著的每个环节上，都要不折不扣地贯彻实事求是的原则。

他说:“欲实事求是，非考证不可。”

又说：“苟欲实事求是，非有精密之中西长历为工具不可。”

其历史考证又参用医学方法。1936年6月曾复函三子陈约之，谈及医学对其学术研究的影响。曰：“余于医亦然。今不业医，然极得医学之益，非只身体少病而已，近二十年学问，皆用医学方法也。有人谓我懂科学方法，其实我何尝懂科学方法，不过用这些医学方法参用乾嘉诸儒考证方法而已。”

综合运用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方法，解剖历史，追求客观真实。

援庵先生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不仅总括了清代学人求实的人文精神，还融贯了其早年医学训练所感悟的自然科学精神，也是一笔重要的文化遗产。

第三，爱国主义与民族精神。

援庵先生一生致力于国家富强、民族独立，始终坚持爱国与民族精神。他早年办报，参与民主革命，通过反帝反封实际行动发扬其爱国精神。

民国初期，国家贫弱，正值“中国被人最看不起之时，又值有人主张全盘西化之日”，援庵先生全力撰著《元西域人华化考》，激励国人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自信。他时时呼吁国人当自强。

1935 年华北危机，“北平的空气恶劣的很，‘华北国’在酝酿之中，大家都烦闷而不安。”

11月20日援庵先生在北大红楼授课，“朝阳门外日本兵打靶的枪声‘突突突突突’的直送入北大红楼课堂中来”，学生无心上课，请援庵先生对时局发表看法。“他沉沉的说道:‘一个国家是从多方面发展起来的，一个国家的地位是从各方面的成就累积的。北平市商会主席到日本去观光，人家特别派了几位商业上的领袖人物来招待，倾谈之下，我们的商人什么都不明白，连谈话的资格都不够，像这样凭什么去和人竞争?凭什么能使人尊重?我们必须从各方面就着个人所干的，努力和人家比。我们的军人要比人家的军人好，我们的商人要比人家的商人好，我们的学生要比人家的学生好。我们是干史学的，就当处心积虑，在史学上压倒人家。’”

人人强国自强，人人努力国家才有强盛的综合国力，外人不敢觊觎,且唯有尊重。援庵先生深悟此理，刻苦、勤奋治学。

特别是史在中国而学在海外、文在他邦的现象使他忍无可忍，总是利用学人集会、课堂讲学等各种场合，砥砺学人、同学下苦功研究中国传统历史文化，确立中国的世界汉学中心地位。

他常对同学们讲:“日本史学家寄来一部新著作来，无异一炮打在我的书桌上，激励着我一定要在历史研究上赶超他们。”在国家与民族贫弱的时候，援庵先生立足本职，以身作则，将其爱国与民族精神化作学术文化强国之行动。

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，日本逐步大规模全面侵华，亡国灭种的危险日益严重。这时的援庵先生已经是一位年过半百的老教授，自然无力杀虏疆场。

但他早已意识到日本侵华不仅仅在军事，还有文化教育等方面，他们在占领区推行殖民奴化教育，企图通过消灭中国的历史文化而彻底灭亡中国。

他在沦陷区主动自觉地开辟学术文化与教育救亡的战场，“提倡有意义的史学”即抗战史学，撰著“宗教三书”，崇尚民族气节、爱国主义精神，论证自古以来汉奸必遭历史唾弃的道理，警示士人与日伪划清界限，他与沈兼士、余嘉锡、高步瀛、英千里、张怀等，相互激励，坚守民族正气，为国育士，保留读书种子，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，留住中华魂，坚信只要历史文化不亡，中国就不会亡。

辅仁师生还组织“炎武社”等秘密抗日团体。

抗战后期，师生又成立了“华北文教协会”，在北平秘密传播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及中国抗战进展情况，被敌伪侦探发觉。日本宪兵包围辅仁大学，搜捕师生30余人。

辅仁大学师生的抗战活动都受到了陈垣校长的支持。

1944年年初，是辅仁大学最艰难的时刻，重庆国民政府派“辅仁校友周国亭冒险突破敌伪防线，进入北平，曾去看望陈垣先生。周见先生处境困厄，考虑到其抗战教育工作已为敌伪所洞悉之后的危险，乃进言先生，可以南归后方，取道河南柘鹿线，愿伴送之。先生曰:‘余如南归，辅仁大学数千青年，有何人代余教育之？沦陷区正气有何人能代余支持倡导？且余之图书又不能全部带去，只身南逃，尤属不宜’。”

沈兼士、柴德赓秘密南撤。柴德赓辞别援庵先生，临行前夜(1944年1月30日，农历甲申正月初五夜)曾作诗文序曰:“余立志南行，期在明日。援庵夫子早有同行之约，部署已定，而教务长雷冕等涕泣相留，遂不果行。”抗战时期，援庵先生在沦陷区坚守辅仁，聚集中华正气，培育抗战建国人才，保国保种，救亡图存，在全民抗战中发挥了特殊作用，成为沦陷区抗敌力量的基础。

假设援庵先生逃离北平，撤向西南，意义并不大。援庵先生只有留在沦陷区，守住辅仁，不仅使抗战多一阵地，更重要的是在黑暗中保留了光明的火种，只待时机到来，必为复兴大放光明，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。抗战胜利后，大批辅仁毕业生奔赴解放区，以后又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栋梁。

从清末民初到新中国成立之前，援庵先生目睹国家贫弱、列强欺凌、外族入侵，因而发愤努力拼争，以求民族独立与尊严，数十年的艰苦磨炼，使之爱国主义与民族精神坚定不移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中国人民站起来了，援庵先生看到了民富国强的希望，于是积极投身新中国建设。

第四，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坚定自信与传统士人精神。

援庵先生由目录人手读书问学，熟悉典籍，博览群书，学养深厚而纯粹。

其高深学养不仅源于读书，更源于其学术研究。早年的宗教史研究使他认识到外来宗教只有植根植于中国本土文化，方能有较强生命力。

特别是通过对元代民族文化的研究，著成《元西域人华化考》，深刻体悟到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与精神，认识到其陶冶人的心灵，重铸一个民族的精神与灵魂所具有的力量竟如此强大。

这部名著不仅改变了学界对元代民族文化成就的看法，还使援庵先生找到了中华民族之所以生生不息的关键，这就是不同民族共同的文化认同。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，不同民族成员通过血亲关系构建起来的氏族，不仅是构成中华民族的因子，也是认识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之关键的关键。

因而在《元西域人华化考》成书之后，援庵先生又开始思考氏族学研究，拟撰《汉以来新氏族略》，他认为“汉族”称谓“是绝大的错误。严格的说，只能说中华民族，因为我国没有纯粹的汉族，都是混合民族……单从姓氏一方面考察，多半都是各族混合的”。

各个民族、氏族相混合融合的纽带即中华民族传统历史文化，这也是各民族、氏族共同的魂。抗战时期，保国保种，关键是保存中华民族文化。

援庵先生在前期《华化考》、氏族学研究的基础上，拟撰《伟大之中华民族》，于1941年12月8日列出提纲42条，又于1943年5月12日拟出《北朝之华化运动》纲目9条，同年1月8日又有《鲜卑同(华、进)化(易俗)记》提纲18条他试图以会通的眼光，系统考察中华民族的演变，论述传统文化在“以夏变夷”中的作用。

援庵先生所论述的“以夏变夷”，实际上是以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为本位的内外双向混合，“外来宗教文化可以融入中华文化，但是不能改变后者；中华文化海纳百川地容纳外来宗教、文化，本身得以丰富，但是本质不变……中华文化是海，海无所不容，故无所不化”。关键与根本在于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。

在数十年的读书与研究过程中，援庵先生本人也被中国传统文化所陶化，养成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定自信。启功曰之为“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一片丹诚”。

正是由于坚定的自信才有“一片丹诚”。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坚定自信与“一片丹诚”，造就了援庵先生强大的爱国与民族之心，他学养高深，立场坚定、沉毅，重学术，重气节，既谦虚谨慎又傲骨凛然。

1913年《民谊杂志》第5号《耿庐漫笔》曾介绍援庵先生“勤攻经史，刻志苦励，为粤中有名之士……至其在党内，尤其一片挚诚，为同人所钦仰。然生有傲骨，魄力雄厚，是非辨之甚严，非一般所能企也”。

抗战时期，援庵先生撰《明季滇黔佛教考》，并赠书沈兼士。

沈兼士题诗:“吾党陈夫子,书城隐此身。不知老将至，希古意弥真。傲骨撑天地，奇文泣鬼神。一编庄诵罢，风雨感情亲。”都论及援庵先生之“傲骨”，而援庵先生对此不以为然。

他于1940年6月4日致函长子乐素，说：“兼士先生阅《佛教考》赋诗相赠，有‘傲骨撑天地，奇文泣鬼神’之句，不知何所见而云然也。”

凡是认识援庵先生的人，无论是前辈、同辈还是晚辈，皆云其谦虚。谦虚与傲骨原本是一对矛盾，却在援庵先生身上形成了一个完美的统一体。正而傲、傲而谦虚恰恰是中国传统士人精神的特征，援庵先生精神亦即传统士人精神。

第五，现实关怀的人文精神。

清末民初宗教兴盛，外来宗教“本色化”，或曰“本土”“华化”成为宗教学研究的热点。无论“本土化”“本色化”还是“华化”，都涉及外来宗教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之关系，二者关系之处理有赖于宗教史的研究，即从宗教传播史中总结中外文化交流之成败得失，找出外来宗教“本色化”的路径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援庵先生发愿撰《中国基督教史》。

自1915年之后，他下功夫调查、阅读文津阁四库全书。《四库》摒斥基督教史籍，他由搜求明季基督教史籍，“更拟仿朱彝尊《经义考》、谢启昆《小学考》之例，为《乾隆基督教录》，以补《四库总目》之阙”。然并未成功。

又因缘于辅仁社课题，撰成《元也里可温教考》，由此开启了他的古教与元史研究，有“古教四考”和《华化考》等。他由宗教史研究得出外来宗教只有融入中国文化，才能“本色化”，并得以生存、传播。

教史、元史牵涉中外史料及年代、历法，还有避讳、校勘等学问，于是又撰《二十史朔闰表》《中西回史日历》《史讳举例》《校勘学释例》等书，而这些又都是国际汉学的重要课题，也是学术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。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有助于推动学术进步，还有益于改变中国学术研究落后不受外人尊重的现实。

七七事变后，北平沦陷，援庵先生十分烦闷、忧虑。

1937年7月22日接到三子陈约之自广州寄来的航空信，以为家人挂念北平，故由航空快递家书，打开一看，非为北平战事，而是请“家父”荐言去拜见伦明，于是指责儿子“自私自利至此，不觉为之叹息，为之失望”,“孽孽为利，小人也”。

广州远隔数千里之外，信息不通畅，约之没有认识到北平紧张局势。生处乱世，援庵先生平时复函家人总是宽慰。他如此指责家人，很罕见，由此也能看出援庵先生在北平沦陷后内心的焦虑。

面对亡国灭种的危险，他该怎么办呢?

援庵先生只能从自己的本职专业做起，开辟抗战史学的道路，于是有“宗教三书”等著作，陈古证今，表达其爱中华、外夷狄、斥日寇、责降臣、表遗民之思想。

他在抗战期间的所有著述与教学均紧扣救亡图存之时代命题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尝试用社会发展规律考察历史演变，然年事已高，力所未逮。援庵先生学术研究的选题取向总是随时代而变，即根据时代命题确定研究课题，为现实提供历史镜鉴，这正是他学术上现实关怀的精神，也是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。

三、援庵学术精神的当代价值

援庵先生离开我们已经近半个世纪，他的学术成果受到重视，并得到相应的总结和继承，而学界对其精神遗产的总结与继承还未受到足够的重视。研究援庵先生的学术精神，不仅要弄清楚其渊源与内涵，更重要的是还要发掘其当代价值。

党的十八大之后确立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并将之归纳为:富强、民主、文明、和谐、自由、平等、公正、法治、爱国、敬业、诚信、友善，12词24 字。这24字凝聚了中外优秀文明成果，如果将援庵先生一生事业与精神与这24字相对照，这也恰恰是他勤奋一生所追求的目标与宗旨，亦即他自己的人生观与价值观。

为了实现他的人生目标与价值观，他始终如一，一生孜孜不倦，立足本职本专业，脚踏实地，全身心投入，笔耕不辍，从不空言，也绝无大话高论。总是从具体问题的研究做起，通过严密考证，辨明史实，由史实揭明一条道理，汇总在一起，又从各个方面释证自强、爱国、民主、自由、科学报国、学术文化与民族复兴等大道理。

其整理古籍，考证古教，研究基督、佛、道、伊斯兰等宗教史，开拓元史研究，奠定近代意义的校勘学、史讳学、年代学等，为中国历史文献 学学科建立基础；撰著《通鉴胡注表微》，通过自己一生的学术总结，将其抗战史学升华为爱国主义和新民族主义史学，都贯穿了他的人生观与价值观。

亦即以其人生观、价值观为核心，根据时代需要，从学术、思想、文化与社会现实中选取问题，通过考据与专业研究，解答、解释或解决问题，揭明事理，启示人们去思考、体悟事理背后的大道理。

他以问题为导向，进行问题研究，而问题的选取多在宗教史、元史和历史文献学范围内。研究领域明确，问题的选取与研究亦易具体。问题具体，在史料搜集上才有可能做到“竭泽而渔”，他在“竭泽而渔”搜集材料时，又发现了“泽”与外部水源之间的相互关系，牵连钩考，因缘而知之。”

若遇外文资料，自修外语识读，又请教伯希和、鲍润生、陈寅恪等专家。

在解决某一研究问题的同时，又发现并思考另外一个研究问题。因此他的问题研究总是一个接一个，一环扣一环。

当我们阅读援庵先生某一部著作时，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善于做专而深的研究。如果把他某一时期的著述全部阅读，综合观察其学术研究，可以发现其撰述背后均有深意，而且围绕着一个大道理从各方面去考证、研究。

如抗战时期他撰著的“宗教三书”,《明季滇黔佛教考》旨在表彰明末遗民之民族气节;《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》著述义旨虽与《佛教考》同，然全真末流腐化，与新朝同流合污，深遭援庵先生之厌恶;《清初僧诤记》揭示僧人攀附新朝作恶，借佛门败类痛斥日伪汉奸欺压国民。

“三书”都围绕着一个主题即爱国。

而且“三书”所论滇黔、河北与东南，甚与抗战时期地域政治态势相契合。“明季中原沦陷，滇黔犹保冠带之俗，避地者乐于去邠居歧。”“滇黔实当日之畿辅，而神州正朔之所在也，故值艰危扰攘之际，以边徼一隅之地，犹略能萃集禹域文化之精英者。”

七七事变后，平津沦陷，国民政府、企业、学校和文化机构撤向西南大后方，大批学者也随学校机关迁往西南。“华北沦陷八载，人才消散，奎璧所聚，乃在西南。”因此，西南研究也成为抗战时期一个学术热点，并形成显学“西南学”。

援庵先生身在北平，翘首西南。他说:“时余方困故都，系念西南诸友，尝撰《明季滇黔佛教考》以寄意。”因此他通过各种途径联系西南诸友，特意请陈寅恪先生为《佛教考》作序。

寅恪先生在序中说:“先生讲学著书于东北风尘之际，寅恪入城乞食于西南天地之间，南北相望，幸俱未树新义，以负如来。”二人相互激励，共同守望中华民族历史传统，颇有闻鸡起舞、枕戈待旦之气概。

援庵先生借着《佛教考》寄托爱国心志，不仅与大后方“西南学”研究互为声气，还使其在沦陷区开辟的抗战史学与大后方的民族史学连成一气。

平津沦陷，华北也随之陷落，一些亲日派及北洋余孽投靠日寇，当了汉奸。还有一些读书人困于生活所迫，落水到日伪机关学校做事。援庵先生有感于时事，撰《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》，写金元事而冠名“南宋初”，“系于南宋初，何也?曰三教祖皆生于北宋，而创教于宋南渡后，义不仕金，系之以宋，从其志也。”

三教祖借传教保存历史文化，宋亡实不亡，“夷狄而中国则中国之”，日本虽占领华北，但并不能改变华北固属于中国的历史与事实。

援庵先生身处沦陷区，切身感受到保河北保华北，首先要保存中国的传统历史文化，只要传统历史文化不亡，华北名亡而实不亡，必有光复之机，此书不啻在表彰宋末遗民读书不仕，更重要的是在于激扬沦陷区民族士气。

他“常谆谆告诫同学:虽暂据沦陷区，切要抓紧时间读书，学科学技术，以积蓄精力，不读书则中国尽成无文化之人，这正是敌人所求之不得的”。身处逆境，当读书“忍修”，不可事敌而失操守。

同样，援庵先生撰《清初僧诤记》，欲在揭露汉奸的奴性。他说：“一九四一年，日军既占据平津，汉奸们得意洋洋，有结队渡海朝拜，归以为荣，夸耀于乡党邻里者。时余方阅诸家语录，有感而为是编。”

其实，北平汉奸与东南汪伪汉奸都有同样的本性，借日伪势力以逞私欲，戕害同胞国人。“宗教三书”所论，地域不同，所述内容各有重点，然都围绕着一个共同的爱国主义主旨进行研究，所考证的问题均牵涉抗战时期西南、华北、东南各地域现实，“三书”合观便能看出援庵先生对整个抗战形势的认识，以及他对战争发展趋势和未来的思考。

具体问题研究皆维系于时代大问题的考虑，从历史中找出活的现实灵魂，此皆由其人生观、价值观使然。也正是由于他的人生观、价值观，使他在新中国成立后，年逾古稀，又以饱满热情投身国家建设。

援庵先生勤奋一生，刘家和先生将之归结为“自强不息”。

他说:“‘自强不息’，是中国人精神文化的精华，这见于《周易·乾卦·象辞》：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’《老子》第33章：‘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，胜人者有力，自胜者强。’又《老子》第71 章:‘知不知上，不知知病。夫唯病病，是以不病。圣人不病，以其病病，是以不病。’真自强者，必先自知。自知而后始能自省，自省而后能自胜，自胜而后能自强……援庵先生身体力行的就是这样的学者精神。”

援庵先生一生从自我做起，自强不息，始终怀抱一颗赤诚爱国之心，通过学术研究，追求富强、民主、文明、自由、平等、公正、法治之国家与社会，而且以公正、文明求和谐，勤恳敬业，修身治学，教书育人，事事以诚信、友善立身。这既是传统士人的精神，又是他践行自己人生观、价值观的表现，很值得我们学习，我们应当像他那样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。

道路、理论、制度、文化“四个自信”，文化自信，是更基础、更广泛、更深厚的自信，文化自信是道路自信、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内在要求和必然结果。

陈援庵先生学术精神的当代价值还表现在为我们的“文化自信”树立了一个典型和榜样。我们的“文化自信”应当像他那样，无论国运逆顺，无论环境多么险恶，都要坚信中华民族数千年传统文化，从中寻求出路与精神。

援庵先生为什么能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坚定自信?

首先是他深厚而纯粹的学养，这是他自信的基础。

他自幼熟读《书目答问》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，熟悉典籍，读书广博，经、史、子、集，中书西书，中学西学无不涉及。

其治史学，且通经学、小学，通读十三经，精熟四书五经，背诵《左传》全书。

他平生推崇钱大昕的学问，曾撰《佛堂诗》云:“考据共推钱竹老，法书独爱米南宫。”

其撰《史讳举例》，征引、检核钱氏之书，发现也有误。他说:“以钱氏之精，尚有错简、脱落、谬误甚多，用其他人的引文，就更应亲自动手，勤查勤找了，这是省事不得的。”于是时时警示自己，对学术始终抱有一颗敬畏之心，养成笃实、谦逊之学风。

读书多而且笃实谦逊，学养纯粹，则能做到“文化自信”。能读书而不谦虚则易自狂，不读书而又不谦虚则狂妄无知。文化自信须有文化修养。

其次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价值的发现与发掘。

援庵先生通过自己的研究，发现中华传统文化具有很大的包容性和很强的吸收与凝聚力，以及自我更新的能力。

这样的认识使援庵先生坚定了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自信。

最后，在继承与创新中坚定文化自信。

这也是援庵学术突出的特点。他撰《通鉴胡注表微》，发掘传统的“春秋大义”，辨明是非，阐述爱国主义道理。《通鉴》晋永和二年，记会稽王昱与殷浩书曰:“即时之废兴，则家国不异。”胡三省注曰:“言国兴则家亦与之俱兴，国废则家亦与之俱废也。”

援庵先生《史记·仲尼弟子列传》进一步发挥说:“夫子谓门弟子曰:‘夫鲁坟墓所处，父母之国。国危如此，二三子何为莫出!’人与国同休戚，夫子之训也。”阐明个人、家、国共兴亡、同休戚的道理。

《通鉴胡注表微·生死篇》又说：“父母不欲其子就死地，私情也；为国而至于死，公谊也。公谊所在，私情不得而挠之。”

同书《伦纪篇》曰：“君臣、父子、朋友，均为伦纪之一。必不得已而去，于斯三者何先？为国，则不能顾及亲与友矣。”

在继承传统史学“褒贬”大义的基础上构建爱国主义史学理论，彰显出其文化自信。所以说援庵先生“文化自信”极具典型，可作当代样板。

我们在新的时代，应当学习陈援庵先生终生“自强不息”的精神，发挥其学术精神的当代价值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坚定文化自信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贡献。

发布于：北京市